而且服的人也大多不因为这两份司法文件的说理，而是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29]以哲学和法哲学为例，传统中国的思想、制度、社会具有融贯性，因而有自己的哲学和法哲学，但近代以来，由于外力的介入和内生的矛盾，融贯性被打破，思想、制度、社会相背离，我们自己独立系统的哲学和法哲学至今还未建立。
它在天表现为阴阳，在地表现为刚柔，在人表现为仁义，在法表现为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安秀三：《人民政法传统的历史生成与法治转型》，《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这是因为，源于西方的功利是建立在无机世界中独自存在而互不关联的原子之上的独立性法则，所以，它必然从个体出发，以权利/利益为第一要义，形成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说：我们党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
[28]关于传统中国的礼与法及其哲学的同构共理、相互贯通，参见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42页。但它们最终要回答和追求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12] 《监察法》第47条第3款，对于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而监察体制改革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转隶至监察委员会。而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根据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第3款，我国一府一委两院体制正式形成，其中，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增益包括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等。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第19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应对该项规定的案件范围、程序等内容进行明确，如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始终拒绝立案的案件、公安机关违法侦查致侦查结果无效的案件等可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16]对于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与监督，应在法律层面作出明确规定，使监察权的运作在法律规定之下，使检察权的监督于法有据。
[16] 樊崇义，《全面建构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职业观察网，2018年5月15日。[18] 因此，在推行监察体制改革的当下，根据检察权内容及其作用对象，可分为刑事检察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权、行政检察监督权。因此，建议予以完善：一是构建监督之诉。但目前该项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完善、具体工作的法律依据不足、范围有限等问题。
正如张军检察长所言法律监督要抓业务，就是要抓办案。因此，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历来在整体检察工作中是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一直以来，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办理很多大案要案，社会影响颇大。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
[18] 张军，于2018年6月7日在黑龙江调研期间主持召开的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区检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5] 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载于《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
6.完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后续措施 由于大部分检察建议[22]和纠正违法行为存在后续措施缺乏或不健全的问题，导致这两种监督权力刚性不足，能否最终实现监督效果，还要看对象单位是否接受并进行整改，如果对象单位拒不接受，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后续措施进行督促，最后可能导致这两种权力流于形式。如果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而提起自诉的，处罚应暂缓执行。
[19]其中，刑事检察监督权主要包括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刑事诉讼监督权。《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二）检察权的性质 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层面而有不同说法，主要有行政权、司法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监督权等。另一种是《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情形，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不起诉案件。二是监察委内部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但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缺乏强制性约束力，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后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况大量存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下的公诉权具有法律监督的特质 有些学者以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承担控诉职能又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在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的保障机制为由，主张废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一方面，从现代检察制度起源看，学术界公认其起源于中世纪法国的国王代理人制度和英国的陪审团制度，是以公诉制度的确立为前提，以检察官的设立为标志，检察官的主要作用是解释国王制定的法律，监督该法律在全国的实施，而犯罪是对法律最严重的破坏行为，所以检察官最直接的职能是追诉犯罪并监督对犯罪人的审判和判决执行的使命。
具体如下图所示： （二）检察权的优化 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权发生了变化和调整，一些职权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亟需对其进行完善。[11] 因此，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通过增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行为等保障检察权运行手段的强制力，以保障检察权有效顺畅运行，确保检察权的现实权威性。
[20] 《广东省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衔接办法（试行）》，2018年2月2日印发。樊崇义，《全面建构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职业观察网，2018年5月15日。
这种模式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对羁押必要性和社会危险性的把握更加准确，从而做出合理判断，同时，也更能保障人权，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对该类案件的逮捕，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陈云龙，《法律监督缺乏统一立法弊端多》，载于《检察日报》，2010年3月8日第7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权力，但没有明确抵制调查、不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等行为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知，我国检察权的定位没有发生改变，仍是处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平行平列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②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同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6] 朱孝清、张智辉，《检察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81页。二是有一定法律规定作支撑。
③检察机关宣布逮捕决定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决定的同时监察委解除留置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建议尽快出台《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对检察权进行全面的梳理、明确和规范，以一定程度缓解学界对检察权的纷争和异议，解决开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依据不足等问题，同时也避免在创新探索工作中出现权力不当扩张的情况。
如果对象单位拒不纠正整改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检察机关与对象单位提供相关证据，展开辩论，最后由法院判决要求执行或判决相关法律文书无效。这是因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手段是偏柔性的，刚性不足的问题比较明显。广东省检察机关当前是采取这种做法，[20]具体是：①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时将证明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也有主张比照《监察法》，出台一部检察领域综合性的基本法《检察法》，见《应尽快出台检察法》，《民主与法治网》，2018年6月15日。
对民事公益诉讼来说，应遵循民事诉讼原则，严格限制，避免过多干预。张雪樵，《法律监督法的基本架构设想》，载于《人民检察》，2011年5月。
岳德亮、黄深钢，《制定法律监督法让检察机关敢监督会监督》，载于《中国人大》，2010年7月。[7]应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检察机关对犯罪提起公诉，并不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和量刑作为根本追求，其主要目标是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行使，促使司法公平公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其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在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但也应看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央对法律监督越来越重视，赋予了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等新的监督职能。[8]职务犯罪侦查权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职权之一。
